上一篇札记（“黑天鹅”的持续出现，不只是意外）中，我们借助李云龙（代表政治）和赵刚（代表行政）的例子，解释了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。政治是要提供领导力和想象力，行政则是要提供执行力的确定性，行政中还有个技术确定性的问题，这要由专家系统来保障。健康的社会中，需要有政治和行政的均衡关系，然而最近这些年我们却可以看到各种失衡状态。
社会的两种亚健康：李云龙压过赵刚，和赵刚压过李云龙一种是前些年经常有人在担忧的“行政吸纳政治”，也就是说只剩下赵刚，没有了李云龙。这样的社会虽然四平八稳，但是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，没有想象力和决断力；看上去这个社会似乎没有什么风险，但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，因为它无法为应对突发意外提供领导力，而风险社会中，必须为突发意外的出现做好准备。
另一种是最近这几年正在浮现的“政治压制行政”，也就是说只剩下李云龙，没有了赵刚，甚至没有了二营长。这种社会看上去充满动能，但是却丧失了基本的确定性，使得人们无法对未来形成大致稳定的预期。没有稳定的预期，人们就不会做长期的打算，而是会倾向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，这会放大风险社会当中的风险。
“行政吸纳政治”，已经有很多人说过了，我在这里多说说“政治压制行政”的趋势，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不断推进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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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富分化的趋势呼唤政治上的想象力
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财富再分配效应越来越弱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贫富差距问题。这种经济上的不均衡很难通过建制化的力量来改变，因为建制化的力量通常只能加强现有的秩序。
从长期来看，技术进步是会带来普惠效应的，但普惠效应的实现究竟需要多长周期，这是另一个问题；经常是，在普惠效应实现之前，技术进步就先转移和消灭了太多工作机会，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，这会进一步地传导到其他领域，导致阶层对立、共识撕裂等等一系列问题。
图 | 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很多人打出口号，99%的人利益被忽视了
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不能仅仅是等着普惠效应的实现或者市场的均衡，而是需要有政治性的办法出台，否则的话，各种失衡、对立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，甚至于让普惠效应也没有实现的机会了。
也就是说，由于行政只能提供确定性，要想适应因为技术飞速发展而形成的大洗牌时代，重建各种均衡，便需要有政治性的应对。实际上，社会主义理念在19世纪的出现，以及在20世纪的盛行，就是与大洗牌时代所产生的这种需求相关；人们具体如何看待这种理念是另一个问题，但这种理念无疑是尝试给出一种政治方案。
回到当下来说，今天的我们再次身处在一个大洗牌的时代，它以各种混乱的面貌在呼唤政治层面的想象力和领导力。然而，冷战结束至今已经三十年，人们早已习惯了一种承平状态，依靠既有的惯性向前发展便是，没有太多重大问题需要决断，这种情况下就走向了“行政吸纳政治”，建制化的力量逐渐树大根深不易撼动，问题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下来。
到了最近几年，问题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几乎尾大不掉，亟需要有某种政治性的力量来冲击一下建制化的秩序，在时机合适的时候，这种需求就现实化了，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“政治压制行政”。
“政治压制行政”当然会带来失衡，带来不确定性。当然，大洗牌时代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，但是在风险社会中，尤其需要技术官僚系统所提供的专业能力，以保障技术确定性，才不至于让大洗牌时代变成大翻车时代；尤其是在出现类似于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机的时候，如果技术官僚系统被政治所压制，就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。
比如，在疫情期间，特朗普不断对美国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（CDC）施压，试图营造出疫情已经得到很好控制的假象，以推动复工。其实早在疫情初期，CDC就制定了防疫指导，特朗普因其中措施过于严苛而将此否定，并称这样会妨碍美国的经济反弹。结果是，美国的疫情一发不可收，发展到超出人们想象的地步，这就是政治压制行政的结果。
而且，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，疫情爆发初期，特朗普的支持率是在上升的。根据3月底盖洛普的民意测验，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，达到49％。出现这种结果并不奇怪，危机爆发通常都能增加现任领导人的支持率，因为危机正是需要国家的团结和凝聚力之际，而领导人正是国家意志力的某种体现。
事实上，在“9·11事件”发生后的几天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支持率上升了39个百分点，达到90％，也是同样的道理使然。然而，特朗普的领导力所带来的支持率，却在各种政治压倒行政的过程中被对冲掉了。
政治与行政、领导力与确定性，在疫情中没有待在各自应该待的地方，带来的结果是，既会伤害技术确定性，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风险，也会伤害政治领导力，导致上下暌违。这种现象在中国的疫情当中同样也有体现。实际上，这样的不均衡状态也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，早已是一股潜流，酝酿了有几年了，疫情只是让这种不均衡所蕴含的冲突加速爆发而已。
美国著名学者福山，在疫情期间于《外交事务》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疫情与世界秩序》的文章。文中提出，应对疫情的关键能力在于三点，国家能力、社会信任和领导力（state capacity, social trust, and leadership），也就是能胜任的国家机构、受公民信任和倾听的政府，以及具有领导力的政治领导人。
图 | 弗朗西斯·福山
这三点是相互关联的。要成功应对类似于疫情这样的危机，需要公民和政府之间有着基础共识和相互信任，而共识和信任来自两点：一、对于危机的应对能力，这需要技术官僚的专业能力来保障；二、危机时期的领导力，这需要政治领导人展现出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对专业能力的充分尊重。在这种危机时期，是能够看出伟大政治家和糟糕政治家的区分的。伟大政治家，在危机时期能够超越于各种力量之上，弥合撕裂，塑造国家的共识；这就需要他有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立场之争，站到更高层面来看待问题的能力。糟糕政治家，则不仅不能塑造共识，甚至他本人有可能就是撕裂的原因，这个更像是今天的现实。糟糕政治家为何成为撕裂的原因呢？应当是有两方面原因，一是他陷在意识形态立场之争中，以致其意志力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对手的打击，而不是面对危机的勇气；二是对于专业能力的不尊重，以致应对危机的能力出现问题。这两点加在一块，就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基础共识和信任丧失掉，往深层去挖掘，则与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失衡有着深刻关系。这样一种状态，很可能让对疫情的应对遭遇失败，即便是把疫情应对过去了，危机也会从别的方向再次冒出来。这是我们在今天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，世界各国概莫能外。